面对巨大破坏力的金融危机，长期处于金融低开放度中的国人似乎有些迷茫，并由此产生了对于发展金融业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金融就是“洪水猛兽”，是难以驾驭的。
那么，金融的原本功能到底是什么？政府发展金融的根本任务又是什么？发展中的中国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金融业的发展？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最近发表了新作《金融的逻辑》，或许有助于澄清当今一部分国人对金融的误解……
俗话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等强国崛起的历史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而《金融的逻辑》一书也多次强调了金融在欧美等国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英国作为老牌欧美强国，自1688年发生了“光荣革命”后，国王的权力就受到了很大限制，民主与法治在英国生根发芽。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随之在英国建立和发展起来。借助债券市场，英国政府以较低利率筹资，满足了各项开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借助股票市场，英国企业不仅可以筹集到必要的营运资金，并且通过“有限责任”将股东的责任限定在投资额以内，促使大量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到企业创办中去。
再看美国，国家的崛起也与金融密不可分。美国“独立战争”后，面对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务，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通过发行三只新债进行债务重组，从而简单化解了复杂的债务危机，并为以后华尔街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从欧美国家的发展史可以明显看到，金融对一个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在金融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不用往国库存钱，而国库里金银财宝的多少也不再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两个国家依靠掠夺积攒了大量金银，不过最后并没有使其强大，反而被重视金融发展的英国和美国超过。
那么，政府借钱为何有助于一国财富的增长呢？陈志武解释为，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是不等价的。如果政府采取税收融资，则意味着财政负担都集中在一代人的头上；而采取债务融资可以将财政负担均摊到未来几代人的头上，这样就可以还富于民了。
另外，由于“花自己的钱最心疼”，所以民众会充分发挥这部分钱的价值，促使国民财富的增加。同样，“国穷民富”使得那些必须负债或负债较多的国家不得不求助于民众，使得民众多了可以和政府谈判的话语权，也推动了民主与自由的发展。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陈志武也有不足之处，表现在其试图通过数据来说明在一定前提下，政府债务融资要优于税收融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显然违背了“李嘉图等价定理”。
另外，按照陈志武逻辑，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实在不应该”。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存在片面之嫌，不能完全否定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因为至少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中国政府的话语权方面，外汇储备的作用不容忽视。
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而对个人而言，金融的价值也体现在方方面面。
金融对于个人的第一个功能是实现财富在不同时期的转移。比如将现在的财富转移到未来，储蓄属于此；将未来的财富转移到现在，个人的借钱消费等均属于此。
金融的第二个功能是资产定价。比如民营企业上市后，其所有者的财富就可以通过其拥有的股份数量乘以股价直接算出。而金融的第三个功能是风险管理。比如社会保障通常被看作是民众应对未来不测事件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对一些民众来说，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并不能覆盖他们或者覆盖不到位，这种情况下，金融就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帮助民众提早规划未来。
在陈志武看来，钱、资本和财富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财富范围最广，钱范围最窄，资本居中。如果财富不能被转让或被证券化处理，那么这样的财富不能成为资本。所以，财富要变成资本，就需要借助金融，而这也需要三个前提：第一，相关资产的权利要界定清楚；第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要有效；第三，相关资产的交易市场要客观存在。
理清楚了财富和资本的关系，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样形成更多资本呢？
对企业来说，通过借钱、股权融资等方式可以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本，进而促进企业财富的增长；对政府来说，或许税收收入有限，但如果其能成功发行大量国债，政府也就不缺“资本”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不会失灵。而且，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可以少征税，从而让民间拥有更多资本。而且，根据陈志武论述，如果民间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国债利率，那么发行国债要比征税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积累。
由此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是什么？是民众的富有，还是政府的富有？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民富是国富的前提，而政府穷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穷。尽管当今美国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家庭却拥有很多财富，也正是由于美国家庭拥有比较充足的财富，才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笔者观点：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多次强调，政府穷的国家，依靠金融走向繁荣；而政府富的国家，却走向衰落。为了论证这一点，作者不厌其烦地举出了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例。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因为以少数国家作为样本，来得出一个普遍规律，不是一个科学的、令人信服的方法。首先，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因素有很多，在政府初始富裕程度与后续的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没有因果联系；再者，作者对私有化、私有制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对国有化、公有制则痛恨有加。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私营企业国有化，陈志武也认为这只是一种应对危机的过渡办法，这些企业再次私有化是迟早的事。
其实关于所有制的争论是个永恒的话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争议一直存在。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产权均是明晰的，因而重要的不是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而是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我们过去一直反对“铁老大”、“电老虎”，并不是因为其国有属性，而是因为其垄断经营。
陈志武指出，任何社会都存在金融交易，只不过金融交易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在一个部落内完成；在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限于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到了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不仅存在于家庭，还存在于宗教团体等社会组织。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兴起，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逐渐从家庭中“剥离”，通过外部金融市场进行。
而通过外部金融市场进行的交易被陈志武定义为现代金融交易，它区别于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金融交易，后者是一种隐性的、人格化的契约，比如“养儿防老”，父母养儿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和保险，儿女长大之后有赡养老人的义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财富的代际转移。为了确保这种转移的成功，就需要相应的文化作为支持。比如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张的“孝道”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其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现代金融交易是一种显性的、非人格化的契约，交易双方可以不相识。为了保证互不相识的经济主体彼此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就要保证私人契约得到有效执行。特别地，在执法过程中，司法不能屈从于行政权力，必须将私人产权的保护放在首位。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到司法独立。英美等普通法系的国家，由于政府受到议会强有力的约束，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制定权，较少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所以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
因此，在我国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放在突出的位置。此外，由于金融交易的特殊性，交易双方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还需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笔者观点：
陈志武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之后，中间的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导致最终金融产品与其基础资产相隔太远，亦即金融产品严重脱离实际经济，这种现象是要不得的。
笔者也同意以上观点，并且由此联想到中国的股市，尽管经过近20年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与其基本面仍严重脱节，股市实际上演变成了投资者博弈、赌博的场所。因此，规范股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使股票与上市公司基本面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优胜劣汰，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陈志武认为儒学与传统的金融交易水乳交融，而与现代的金融交易格格不入，《金融的逻辑》中透露出其对儒学的排斥。
但是笔者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其先进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的一面，我们不能根据儒学中的部分内容与现代金融不相容，就把儒学全盘否定。而目前一些人呼吁在我国掀起学儒学的热潮，并在全世界推广儒学，让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命力，反而值得肯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助于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从而为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
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让部分国人对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我国的金融改革将往何处去等问题感到迷茫，陈志武将自己20多年来从事金融学教学研究的心得体会通过《金融的逻辑》一书展现出来，还金融以本来面目，这有助于消除一些人对金融的误解，也有助于指导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金融的逻辑》一书是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的。
但是，《金融的逻辑》一书虽比较全面回答了金融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如何发展金融等基本问题，但对时下国人比较关注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改革与完善”问题却涉猎不多。实际上，由于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中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意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如果《金融的逻辑》能够分析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上如何作为，则将为该书增色不少。
陈志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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