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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枕戈

观  点：市场经济下，儒家孝文化将会终结吗？

时  间：2009-9-6

2009年7月5日，湖南茶陵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在湖南的晨报大讲堂开讲，虽然天气酷热无比，仍有数百学者及媒体人士慕名前来聆听，给当年有着“潇湘洙泗”美誉、如今电视娱乐甚嚣尘上而学术风气却渐渐式微的湖南，带来了一阵经济学的波澜。

陈志武先生为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从有着民主自由象征的美国跨越大洋回到了湖南故土。演讲之始，他就谈及湖南这个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厚认同感的地方，有一座屹立千年的儒学重镇岳麓书院，曾经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如今，他却要讲演与儒家文化有悖，而与西方民主自由观念密切关联的金融学。从陈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气氛中，似乎一开始就预设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

陈先生的演讲主题是“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他认为，儒家文化推崇的社会单元是“家庭”，“家庭”具有两个职能，一个是经济交易职能，一个是感情交流职能，如果“家庭”蕴含的经济交易职能被金融市场取代得越多，则“家庭”的感情交流功能就越强，人类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渐淡化，其感情交流功能会强化，更会以感情为基础。因为金融发展对个人自由、对文化有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儒家孝道文化会终结，个人会更自由。

陈志武先生对金融学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他在媒体直陈中国的弊病，对时下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意义的制度建构，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鸣，有人说他和时时刮起旋风的郎咸平不分伯仲，乃至更有建构意义。他提出金融发展对中国有无可限量的作用，将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更多的选择自由，使我们从经济的负担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尤其是从家庭养子防老的怪圈中走出来。这无疑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

但是，金融的发展将终结中国儒家的孝文化吗？很遗憾的是，陈先生对儒家的孝文化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他批判的不过是庸俗儒学，甚至根本就不是儒学，而是打着儒学旗帜却与真儒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庸俗化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中国广大落后的农村，那些反儒学或者是毫无文化修养的野蛮化现象比比皆是。某种程度上说，陈先生批判的也许正是儒家要批判的。

一

到底何为“孝文化”？任何家族、民族乃至生物群都需要通过繁衍后代延续种族，获得一种整体性的生存。儒家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乃大”（《孟子·离娄上》），把养育后代承续先祖作为孝道最重要的部分，认为这就是最孝顺父母，因为没有生命的延续就意味着历史传承的断裂，让一个家族乃至民族丧失了整体生存的意义。而且这里体现了一种“报本返始”的中国思想：孝顺父母是对上，养育后代是对下，但孝顺父母是通过养育后代达成，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念。

世界其他各民族也无不如此，无不把生育后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最重要的事务，甚至有的民族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自诩为世界最优越的种族，还要在婚配上保持血统的纯洁。

养育后代延续种族是每种生物的自然行为，这并不能体现任何的道德意义。中国的传统特别提出要“尊老爱幼”，而且在整体上更加倾向于尊重和孝敬老人，因为爱护幼子的道理谁都懂，而当养育自己的父母垂垂老矣满脸沧桑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他们无私付出。所以儒家才把孝敬父母强化为一种道德律令，孝到极致时，甚至割肉给奄奄一息即将饿死的父亲吃，使之起死为生。

但并非每个民族都尊重老者，古代有的民族的习俗是抛弃老者。重视青年的强壮，丢弃老病的累赘，自然这个民族的整体生存能力是加强了，不过比起儒家，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残忍了，缺少一点人性中的怜悯之情呢？

正因为中国儒家孝文化格外强调孝敬长辈，所以有的人以“孝”为幌子，要求自己的孩子无条件屈从父母的意志，这在没有文化教化的落后乡村非常普遍。往往父亲铁青着脸压迫自己的儿子，甚至打骂孩子，认为这就是孝敬自己。估计陈志武先生在茶陵的乡村就常常遭遇这样的情形，乃至深受其害，所以才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武器批判这种“孝文化”。

殊不知，真正的儒家精神还强调“父慈子孝”，父慈与子孝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正是这种代际的互动的关系，与西方的单元化个体关系，形成了鲜明差异。不知道这种“慈爱”是否也包含了民主宽容的成分，我得承认其中包含了中西文化在话语上的差异，但儒家是绝对不会允许父母蛮横暴戾地压迫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无条件屈从自己，更多是“教化”，教而化之。“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十三经注疏》）儒家的孝并不是要求儿子无道理地屈从父母，相反，当父母有错时还要加以规劝。

陈先生批判的其实是一种庸俗化的蜕变的孝文化，它打着“孝”旗帜却行不孝之实，只是站在强暴者一方，却看不到儒家的“孝”也是要爱护幼子的，父母与孩子双方之间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关系。任何民族都不会制造阻碍，压迫后代的茁壮成长，因为后代的成长其实就是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意志的体现。

二

儒家的“孝”，是在一个家族在追求整体生存意志的同时，还要获得一种道德意义的实现，尤其注重代际之间的双方的关系：父母如何更好地生育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子女又如何更好地孝敬父母。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关于代际传承的道德学，那么它与经济金融学有关系吗？

子女柔弱，嗷嗷待哺，父母以养育自己的子女为天然职责，还要给予很好的教育，使之能够承续家族，后继有人，这是“孝”；父母老了，疾病缠身，即使家庭物质再困乏，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养老送终，这是“孝”。这几乎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律令，恰恰是一种对柔弱者的怜悯同情，体现出儒家高贵的一面。

相反，如果父母想到将来自己必将衰老无力供养自己，就希望通过抚养子女来赡养自己；而子女也仅仅是因为父母曾经抚养了自己，才不得已把赡养父母当作一种任务完成，那么，这就变成了一种利益交换，一种彻头彻尾的经济学。所谓“养子防老”，庸俗化的“孝文化”就演化为一种经济关系，儿女成了父母养老的工具。

可惜陈先生也是这样理解“孝”的，乃至把它当作儒家文化：他认为，家、家族就像是“内部金融市场”，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家庭作为“内部金融市场”的运作需要相配的文化，或说秩序，这就是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和它对中国的作用。

而且，他还认为，在没有更好的经济制度诞生之前，这种制度安排其实使当时的生存能力最大化了。因为这种人际交易规避了风险，使生存概率最大化了。纯粹的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只讲求利益最大化；道德也是不容“解构”的，解构了的道德就只能暴露为经济利益的交换。除非有一种人文经济学，以人为目的的经济学。

如果儒家孝文化沦落为如此浅薄的利益交换法则，古代儒士竟至于有如此可怜的智慧，那古代士人何至于如此孜孜以求那种高深的道德境界，儒学又何至于绵延几千年而不衰！

为什么陈先生接触的并不是真正的“孝”的精神，而触目所及几乎到处都是经济化的庸俗化的“孝”文化？其实，不但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接触到儒家文化的真义，就是在古代，孔子的儒家学说也并非在中国大地紧紧扎根，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而是常常被皇权统治扭曲了，以至于陈先生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儒家文化的典型表述。

大多数时候，古代的儒士往往充当着“批判者”的角色。就像今天的陈先生批判当今之中国一样，我倒觉得这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春秋礼崩乐坏时，面对诸侯混战，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但几乎处处碰壁，最后只好作《春秋》贬刺诸侯；秦代儒士议论朝政，结果遭到古代历史最残酷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实行的是“外儒内法”，其刑罚之严酷让人触目惊心，儒家学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唐太宗可能算是比较“仁义”的皇帝，开创了“贞观之治”，但他也有不虚心纳谏的时候，以至于魏征死了他失声痛哭。而中国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朝政混乱或者战乱的时候，也是儒家批判最激烈的时候。

儒家学说永远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道德理想，它最可贵的地方也在于，当世界沉沦时，还有一种道德的高标来引导人的内心；就像西方的尼采激愤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徒，而他已经死了”，理想的天国从来不会建立在大地上，不过耶稣的福音却慰藉了穷苦人的心。

三

话说回来，儒家的道德理想，或者说这种对“孝”的律令的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因为古代经济不发达，赡养父母的难度大，才显得如此高尚，乃至出现了那种儿子割肉给快饿死的父亲吃的极端性境况。时代在变化，现代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以获得经济的富足，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出现，将使父母摆脱仅仅依靠子女赡养的困顿。

那么，儒家的这种“孝”文化是得到弱化还是得到加强呢？

陈先生开出的思路是，在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因为父母并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子女赡养，其中没有一种经济利益交换的关系，那么，父母与子女将在一种更加平等、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中交流。自然，那种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庸俗“孝”文化不会出现在西方社会，那种带有道德律令色彩的“孝”文化也将不存在，因为一种好制度使人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经济生存问题。

而在中国深受家庭“孝”文化影响的国度里，子女不但在物质上竭力赡养自己的父母，而且内心始终对父母怀有尊崇感恩之心。在积极引进了西方的金融保险制度后，父母已经在经济上解决了自己的养老问题，但子女内心对父母的尊崇感恩之心并没有减弱，“孝”的内涵就从物质赡养的方面转移到精神领域。是否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达反而更有利于人们践行孝道，中国的“孝”文化是否也能够一如既往的长盛不衰呢？

如果一味竟逐市场利润，放弃道德的操持，忘掉赡养父母的责任或者对父母的感恩之心荡然无存，自然就不存在“孝道”；如果以个体的自由为最高准则，父母与子女没有任何的经济依附关系，只有一种平等的关系，相互以朋友之心相待，乃至把血缘关系都弱化了，自然中国式的“孝”可有可无；但是，如果孝敬父母之心永存，市场经济越发达，却为我们孝敬父母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么“孝道”自然不会衰亡。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成就，但在固有的文化领域却未必是相通的，至少还保持了相当的差异性。“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两千年前的儒家思想未必就比现代西方的思想落后，甚至也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而且也正在由全人类实践和实现着。

只是我们的话语不是“民主自由”，但我们的思想是否也包含了这些有益的成分呢？陈先生在美国预言这种中国式的“孝”文化将终结，但我们也可以说“孝”文化将在现代中国得到更好地复兴。实际上，两者的理想并不冲突，只因我们的精神的“根”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遵循古人说的，“和而不同”呢？！

陈先生从故土茶陵走出去，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美国，他固有的中国思想已经褪化而完全西方化；而吾人坚守在中国，听从中国古老思想的召唤，同时虚心接纳西方的经济学，吸收他们有益的成分，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不管世界如何变化，物质如何丰富，吾道却一以贯之。

（后记：我与陈志武先生是茶陵同乡，我并不认同陈先生对儒学的理解，所以有所批判，我想，陈先生提倡民主自由之风，想必也决不介意我这个后辈与他在真理上的争辩。）

陈志武回信

枕戈：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昨天晚上回到美国家里，今天忙了一天，到现在才能坐下看了你的大作。关于批评、交流，不用担心我会不高兴，你这样大胆地想和写，非常好，我很高兴。

关于你的视角，我很能理解，也是经常看到、听到的，但是我不认同，主要原因如下：

1. 你还是从经典来理解文化、从愿望或说道德来理解文化。也就是说，你看到儒家的文字论述，让这种价值内化到你的大脑，然后，就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判断体系，以此来判断其它价值的好还是不好，其判断结论当然不言自明。试想，如果你换个角度、换个价值体系来判断，你的结论会否不同？换言之，当你陶醉于儒家的“三纲五常”体系之后，是否会让自己难以从中自拔？

2. 我历来认为，书里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只是少数学者的个人偏好，并不必然是一个社会的真实文化。中国识字之人历来很少，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过去书籍的知识传播就更是有限。如果你要问，过去的“几本籍”和“广大社会”，谁更是中国社会真实文化的载体？是那些经典，还是真实的中国社会活生生的人？答案你自己去找。

3. 从我个人的研究习惯而言，我是非常瞧不起那些只停留在书斋里、停留在经典里的文化人，因为他们以为那就是社会、那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从研究角度讲，那是中国学人几千年的学问范式，如果过去那么多学人没有能从那种范式中为我们带来重新认识世界的视角，怎么可能指望今天的这代能力更差、学术独立性更低的学人给我们带来新的光明呢？我知道你喜欢那种学术传统，但坦率讲，那只是一种帮助自己学习、理解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是解读型学习，但不是创造新知识、新认识，不是知识的再造。实证研究是传统中国文人所缺乏的，或许是他们所不屑一顾的，但这恰恰是他们两千年总体上难以超越、进步的原因。没有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就无法证明人文社会理念、也无法证伪那些谬论，结果，就只是文人们在书斋里玩转转，学术也就停顿不前。

4. 正是由于中国文人传统里缺乏形式逻辑、缺乏实证精神，所以，当你把儒家的萝卜白菜、黄瓜西瓜、白猫黑猫都放在一起时，看看，好像不错，因为世界上所有能想到、看到、听到的好东西都是儒家想要的和主张的，所以，儒家胜过所有的价值体系。殊不知，在真实的世界里，你可能无法样样都要，而是非此即彼，要萝卜就无法有白菜，有白猫就不可能同时有黑猫，它们可能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如果儒家的仁义道德真的是那样，怎么没看到几个儒生反对在中国社会持续几千年的枪杀等等？反倒是“养子防老”的功利目的到今天仍然为放弃甚至杀害女婴提供文化道德基础！为什么那些儒生数千年没有能够呼吁对女婴行仁？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几个人从儒家文化的内在逻辑上发现其矛盾？你不能简单地对这些想象视而不见，或许如果这种现象而尔出现，随机消失，你可以说不是主流，但如果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延续再现，这就是系统性问题、价值体系问题。

5. 我们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会把个人“自由选择”看成最高的价值，而传统的中国文人总喜欢限制个人选择，喜欢给别人规定“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总觉得有权为别人建立道德规范。我主张自由选择，并不是说要反对尊敬老人、爱护老人，而是说，尊敬老人必须以自愿为基础，不能是强迫，基于自愿、自由选择的爱才是发自内心的真爱。而儒家虽然说“父慈子孝”，但本质上“子孝”在先，并且是没有选择的，“父慈”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强制性的。

关于其它，这里就不多说了，附上以前的两篇文章，其中谈得更多。如果你走出经典，多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多观察思考不同社会，你会发现，儒家只是众多价值体系中的一种，在农耕社会有其价值，但过后其价值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