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4月9日至11日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举行。在11日下午举行的“博鳌电视辩论会：亚洲经济展望”分论坛上，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中国在推出新的税制方面，或者增加现有的税基方面，并没有一种制衡的体制，因为全国人大并没有举行听证会，尤其是有关新的税法通过方面没有公开的听证过程。所以我觉得税收的税负太重了，现在正在讨论两个新的税类，一个是社会保障税，我觉得这样收税是没有道理的。

以下是陈志武的发言实录：

宋马丁：中国也是很大的市场，1949年以后我想中国也有很多金字塔下层的人，现在缺乏的就是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是拉动内需的关键前提条件。中国是否考虑过处在底层几亿人的巨大市场机会？

陈志武：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不太一样，首先政府拥有很多的国企，拥有太多的资产，根据我的计算，政府拥有载负和生产资本65%-70%，因此很多资产的升值和国企的利润，而且70%的利润留在政府手里。所以一方面，在过去三十年我们的GDP年均增长10%，国有资产大幅度升值，但这从财富的效应完全是跑到政府的手里，而没有被人民所享受。所以，我觉得中国底层的人民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10%经济增长的成果。

宋马丁：您讲到国有企业垄断的现象，这种现象不能继续。

陈志武：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政府在国民收入方面占的大头越来越大，根据我的估算从95年到去年，政府的税收增长了10.2倍，在积累的基础上，但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同一个14年当中增加了2.2倍，农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7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饼越做越大，经济成长越来越好，但是收入的分配还是不平衡的。而且人民拿到的好处还是比较好的，财富的重新分配怎么做？可以做两点。要减少税负的水平，当然很多人说，讲到自由、讲到人权，个人自由，就可以解决市场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们讲的是具体的事情。首先政府机构没有一种制衡的机构，比如说在推出新的税制方面，或者增加现有的税基方面，并没有一种制衡的体制，因为全国人大并没有举行听证会，尤其是有关新的税法通过方面没有公开的听证过程。所以我觉得税收的税负太重了，现在正在讨论两个新的税类，一个是社会保障税，我觉得这样收税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私有资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都是国有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国有制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但现在国有企业、公有企业还是关键行业，例如说电信、石油的主要推手，所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利润，价值的升值幅度都应该投到针对于人民的社会福利体制中。

戈帕拉克里什南：您说60%-70%的资产在政府手里，您说国企占到主导的地位，如果征税的话，大部分企业的税费是来自于国有企业。

陈志武：他们确实在交税，但其他的收入留在国企的手里。我们讲到治理的缺位。国有企业需要解决治理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大的国有企业他们不光在产业进行投资，同时自己的私募资金或者对冲资金，或者是公共资金，因为他们每您分红很多，很多的现金怎么办呢？就是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说中国科学院，他们都成立了一个基金管理部门，这些部门把资金放到私募资金里头，或者对冲资金里头，他们有足够的钱这样做。

我觉得社保税没有必要推出，除非是国企首先能够在社会福利体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