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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王政

观  点：建立现代金融的一支催化剂

很多年前，有个老人跟我说了一句话，让人低回不已。

他说：“万事抬不过常理。”——这句话比维特跟斯坦的格言更见解明了。哲学上的说法是“常识大于概念”。这是哲学逻辑。

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有常识，也有逻辑。本人读完有三点感受：第一，此书绝不是“百家讲坛”。第二，是言论集不是专著，但观点一以贯之。作者的殷殷报国之情也可见一斑。第三，金融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门，现在可称显学，但显学并不是包治百病、纵贯古今的“元”学问。作者把金融学跟“大国崛起”以及中国近代史拉到一起，与其说是显示了其知识面的广泛，不如说存在一定的“学术障蔽”。金融能解决一切，早解决了，轮不到大家在这里还反思什么金融产品和金融副产品的作用。

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金融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促进产业，增加效能，有序有良心的产生社会贡献，而不是相反。这跟一切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扬人类正向价值观的范畴是一样的，文化如此，艺术如此，经济也是如此。

话说回来，此书最大的“亮点”是从金融学的角度反思儒家文化，阐述了儒家文化违背现代金融逻辑的根源。这个很有道理，也很耐人寻味。

但，世间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金融也是如此，能推动生产力，也能造成危机。片面的强调金融的伟大作用以至于到了文化解决层面，的确有些唯金融论的味道。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作为一个儒家传统大国，无法避开政统、道统以及学统的基本原则。国有国情，家有家情，有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掌家不知一家的难”，说中国不进步不发达是源于不会借贷，是无视历史史实。

陈志武教授区分了中国传统金融依赖家族诚信（比如日升昌票号）和现代金融依赖社会公民公信，这个很正确。但也恰好反证了中国近代的确无法发展出现代金融业来，这正如中古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出与农耕文明休憩相关的税务制度来一样。作者举美国独立战争为例，说明了金融行为（个人贷款、发行国债、大举接外债等）对战争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其实正好证明了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试想，如果当时参加“大陆会议”的美利坚13个州的代表都是头人、酋长，那如何会产生大量的信贷行为？没有大工业基础产品以及土地的抵押，贷款一方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贷的。

陈教授说，假如晚清的金融有现在这么发达，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不过，历史很“复杂”，历史没法假设，只有事实判断，没法价值判断。

陈教授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往事中引申出“政府穷民间富”催生民主法治，赤字推动国家现代化。这个观点引人深思。

但在这里，我们不能无视中国近代几次大的借贷行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对外大借款就没停过，尽管有些是西方列强“逼迫”所为，但更多的是“中国”自愿的。袁世凯为了称帝而产生的“善后大借款”就为一例。在一个破败的旧中国里，拿来的借款并不是独立和建设，而是为了内战和破坏。这样的对外借款，借得越多，危害也越大。所以说中国近代的“不长大”和西方国家日益强盛是金融的逻辑使然，不如说是历史文化的大前提使金融没法符合逻辑。

我们无妨讨论一下辛亥时期的借款。孙中山从反清开始就大借外债，但大多借的是南洋、北美和日本华侨的私款（有点私募的味道），当时没一个国家借给他进行革命的钱。这跟华盛顿的初衷相似，但结果大大相反，在民国成立之后，大部分革命证券都无法兑现。外债人家不借不是因为你革命不对，是你没法拿出抵押。而私募的对象不同，民间资本期望的是革命胜利后的国家迅速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样看，金融的逻辑一定要在历史的大前提之下。

再比如，红军在瑞金地区也发行过债券，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边区票等金融产品。但无一外国借外债给红军苏维埃政府（苏联算物质和金钱援助，不能算金融信贷）。这样看来，金融又得服从政治的逻辑。要早知道中国革命能胜利，美国的大资本家为何不投瑞金而投南京？好，宋美龄跑到美国借了一大笔钱后，的确帮助南京政府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但国共内战之时的一笔笔大借款无疑是饮鸩止渴，国民党政府流通货币惊人的贬值，金圆券漫天飞，结果是金融市场崩溃，腐败大盛，连老蒋也无奈叫蒋经国出来“打老虎”。结果当然是打到自己家族头上，不了了之。

这样看，不一定是政府越穷就越现代化，也不一定是民间越穷就越现代化。清代国库存的银子是不少，也不借外债，但其之所以灭亡倒不是因为没建立其现代金融制度使然。相反是，没有适合建立现代金融的社会文化基础，则无法使金融这一“怪兽”很好地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当然，究竟是社会观念的改变促进实际的变革，还是实际的变革影响社会观念的改变，我们很难厘清。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关口，陈志武教授此书宣扬的观念，则无疑是建立现代金融的一支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