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陈志武叫板“养儿防老”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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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金师爷

观  点：从“养儿防老”到“靠政府养老”

现  场：金师爷的BLOG

时  间：2009-09-07 

广州一名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多日，直至邻居闻到一股刺鼻臭味，老人的子女闻讯赶去开门一看，才发现老人已死亡。邻居表示曾听见老人打电话给女儿说身体不舒服，儿女却几天不闻不问。这邻居气愤地说：“这做儿女的也太不像话了！”

类似事件在中国屡见报端，引起社会关注，不少老人都对独居养老问题表示担忧。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亿5989万，占全国总人口约12%，今后还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最新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中，有将近一半是空巢家庭。其中，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而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

空巢是指无子女共处，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如同小鸟长大后离巢单飞。类空巢家庭则指子女不在身边，但有其他亲属在身边。随着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年和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空巢家庭的数量和比例飞速增长，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构成了巨大挑战。空巢家庭的老人不仅面临养老等难题，而且由于无法尽享天伦之乐，还容易出现悲观的情绪问题。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日前在中国社会福利论坛上指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他批评社会目前孝道缺失现象严重，“有研究表明超过50％的子女对老人的态度是麻木的”，并表示这一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老人的福利。他认为西方“没有孝的文化和传统”，中国在福利制度上不能盲目学习西方，并提出“孝道是中国国粹”的说法，认为孝道对于福利社会建设来说“成本低而效益高”，应当大力培养。

李宝库此话一出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他们关注政府是否会以孝道为借口回避福利责任。时评作家刘洪波质问：“把老人福利寄托于子女尽孝，到底是要弘扬国粹还是要节约资金？”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则指出，目前中国社保基金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约12%，离中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的15%到20%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种情况下不反省政府责任，而批评民间孝道缺失，很有转移矛盾和偷换责任之嫌。”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新作《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出，随着中国家庭模式转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再像前辈那样等级分明，人们不应该再把生养子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他建议父母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自己一辈子经济自立，不要把期望和压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

他认为，养子防老是在金融市场出现之前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的选择：“金融让我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养育孩子是情感需要，而不是为了回报，这等于把孩子从利益约束中解放了。”

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一项针对20到30岁年轻亚洲人所做的调查，94%的中国和92%的印度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奉养父母。相比之下，表示会奉养父母的韩国、澳洲和日本受访者分别只有46%、44%和32%。有评论质疑，随着现代经济发展，所谓的“儒家社会”已经不适用于形容东亚社会。李宝库因中国的老人自杀率是世界的四到五倍而提倡“孝道是中国国粹”说，正好说明了传统儒家观念在缺乏社会条件支撑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窘境。

中国政府前天宣布，启动普惠式农民养老保险试点。与“老农保”农民自己缴费的储蓄模式不同，“新农保”结合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种筹资渠道，支付结构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60岁以上的农民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是中国首次明确国家财政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的责任。

中国的普惠式国民养老金，标志着中国从养子防老式的传统社会过渡到靠政府防老式的现代公民社会，值得其他亚洲社会进一步关注。 

观  点：陈志武叫板“养儿防老”大错特错

现  场：清议的空间

时  间：2009-10-21

一个月以前便看到陈志武叫板“养儿防老”的文章。当时只是觉得堂堂耶鲁教授竟说出这样没有经济学素养的观点实在可悲，没来得及写文章加以反驳。没想到，陈的这一观点在新浪微博上遭到强烈反对。看得出来，大家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反对。以下，让我来说说经济学上的分析。

经济学不是在大学课堂里产生的。中国人的“养儿防老”这一说法，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经济学的。虽然现在无从考证“养儿防老”出自何朝何代，但可以肯定，远比人们现在所知人口经济学的历史古老得多。

人口经济学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0～14岁为幼童，15～64岁为劳动力，65岁以上为老人。其中，幼童与老人是非劳动人口，或被抚养人口，劳动力则是需要承担抚养责任的劳动人口。被抚养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称之为抚养比，其含义是：一个劳动力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

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7年，世界总人口抚养比的平均水平为0.6，或每个劳动力除自身外大致可抚养0.6个人。其中，中国为0.4，美国为0.5，日本也是0.5。

其实，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在1982年为0.63，随着80后年龄的增长，到2000年降至0.43，2007年为0.38。

国内总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是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非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出于劳动力负担较轻的缘故，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不过，之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件好事，而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是由于劳动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就业压力沉重，在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会形成工资水平低下，消费需求不足，并引起贫富分化。中国目前的情况恰恰如此。

接着讲，在总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如果工资水平低下，人们会自愿降低生育的意愿，结果将导致未来0～14岁人口数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劳动人口的年龄增长，未来老年人口数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会提升。这也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糟糕的是，沿着上述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线路，到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将提升到0.62，比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高。到那时，除非国内劳动生产率水平超过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人民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

值得注意的是，2050年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0.44，是0～14岁人口抚养比0.18的2.4倍。我之所以说到建国100年之后国人的生活有可能变得一团糟，是由于老年人的抚养成本远远高于幼童的抚养成本。换言之，那时中国0.62的总人口抚养比所构成的全社会抚养成本，恐怕比非老龄社会下0.75的总人口抚养比还要高。不知陈大教授是否意识到0.75的总人口抚养比所蕴含的风险。

陈大教授一方面在挑战“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经济学理念，另一方面又鼓吹年轻人借钱消费有什么不好。我想说的是，养儿的关键不在养，而在教。如果不及早向年轻人灌输抚养意识，只知道教唆年轻人借钱满足个人消费欲望，长此以往，40年后谁能指望那时的劳动人口能承担起与0.75的总人口抚养比相对应的责任呢？

从这一点说来，不仅陈大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内现行经济政策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倾向。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赶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之前（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还只是老龄化社会），将目前劳动效率极其低下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我所说的建国100年后中国人生活会变得一团糟的情况，就不可避免。

别忘了，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而中国目前的水平高达62％以上（即生活中乡村的农村人口加上生活中城市郊区的农业人口合计占总人口的比例）。

那么，凭什么可以加快农业人口转化呢?

可以肯定，一味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不可以加快农业人口转化，相反只能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钱是用来花的，不是用来囤积的。只有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机会，农业人口转化的速度才能加快。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我为什么总是和主张紧缩政策的货币主义过不去，为什么强烈主张中国必须着眼于人口经济学的长期巨大风险而坚决放弃不实事求是的货币主义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如有兴趣，建议大家去读一读我年初的写的《2028年：中国经济大灾难还是大发展》。其中，对抚养比及其相关的财富定律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陈志武观点/养儿防老不道德

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选自《金融的逻辑》序言）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选自《金融的逻辑》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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