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关春香：养儿防老不如靠制度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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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流涛
观 点：儒家伦理的当代困境
现 场：联谊报
时 间：2009-09-10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在其新著《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对儒家伦理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他认为，儒家伦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隐性的经济关系，即：“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中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因为这样的经济关系，所以：“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性‘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性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我认为，陈志武教授从经济角度解读儒家伦理的本质，远比那些所谓新儒家们的纯文化臆想更有意义。因为倘若一种社会伦理以乌托邦式的梦想作为价值预设，而现实则经常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这样的社会伦理无论出发点如何善良，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阳光下的罪恶”。
如果说，2000多年前儒家伦理的提出是基于那个时代的需要，那么从今天来看，这样的伦理就显得迂腐了。陈志武教授说：他在家乡所看到的远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儒家伦理，而“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
很多例子可以用来验证陈教授的观点，比如上海电视台当下有一档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叫《老娘舅》，内容大多反映家庭的财产纠纷以及亲情之间互相反目。很多内容让人看了十分寒心。同样内容的节目北京电视台也有一档，名为《谁在说》，收视率也颇高。为此我一直很纳闷：这样一档与中国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全然相悖的节目，为什么会受到观众如此关注并产生很大的共鸣？读了陈志武的著作后才明白，由于儒家伦理从一开始就有隐性的经济关系，而今天的市场经济已让原本还处于温情掩盖之下的“隐性”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显性”，而这种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温情渐趋瓦解的过程。换句话说，当经济利益上升到主位的时候，那么原本用以维护家庭伦理的亲情就变得十分脆弱了。也因此我们在诸如此类的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亲人之间的激烈冲突甚至大动干戈。
相反，在西方包括美国文化中，由于养儿育女不强调这样的“隐性”经济关系，所以“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家长与儿女的关系显得更为平等与和谐，而中国家长则更像是管理者，其对子女的权威中包含着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监督和掌控之意。在陈志武眼里，中国家庭关系之所以如此，就是家长和子女之间的隐形经济关系导致的。所以：“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当然，陈教授的愿景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具备“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
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儒家把希望寄托在从传统儒学中挖掘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还是陈志武教授欲解构儒家学说并构建一种源自西方的政治、社会和家庭伦理模式，两者都具有乌托邦的味道。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由儒学“三纲”所组成的家庭伦理演化而来，而“为民做主”的政治理念本身就具有当权者等同于家长之意。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公民”社会，因为真正的公民社会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既没有“父母官”一词，也没有“为民做主”的概念，更难有“为官霸道一方”的现象。
所以，假如儒家伦理内在的构成逻辑无以改变，那么不但家庭亲情关系难以摆脱“隐性”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且由此延伸的政治理念也无从进入公民时代。这便是儒家伦理在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尽管这样的困境被经济学家陈志武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到了，但要改变却谈何容易！
观 点：养儿防老不如靠制度养老
现 场：关春香的博客
时 间：2009-08-30
十年前，那首名为《常回家看看》的歌曲曾经感动了亿万中国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歌里所描绘的天伦之乐、家庭温暖正日渐式微，成为一种向往。寂寞的老人、忙碌的子女、疏远的亲情……孝道，似乎正在随着经济和家庭的变迁而日渐沦落。以至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在中国社会福利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弘扬孝道应该成为重要的道德保障。并解释说，孝道是中国的国粹，对于福利社会建设来说，成本低而效益高，应当大力培养。言下之意，似乎是养老问题的存在，是子女们“不孝”的结果。
的确，“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不过，今日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们告别了“多子”时代，“421”家庭模式——即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二人，要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养老压力可想而知。一项调查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再加上年轻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重担，所谓的“421”家庭在养老上自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家庭养老模式自然难以为继。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生儿育女成了规避未来风险的具体手段，即“养子防老”。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和孝道，就成了儿女们履行隐形“契约”的保障。只有利用养老保险、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把家庭未来的风险保障好，原来由“家”担当的养老等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就会回归本原，温情就会重罩家庭。照此理解，养老难题的出现非但不是孝道的原因，反而孝道的式微是养老体制“变态”的结果。
看来，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家庭养老模式衰落的解药。本来，现代社会中，国家责无旁贷地需要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社会福利，包括完备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可以部分依赖政府保障的仅占20.2％。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一方面是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差距过大，一方面是基本养老保障还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养老问题今天所面临的尴尬，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养老制度建设的滞后。
有养老模式转型需求的，不止我国。以邻国日本为例，二战前，以“父权制”和“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制度，让日本老年人一直过着传统的居家养老生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家庭经济制度变迁，传统居家养老方式走向衰退，于是日本建立了“老人护理保险制度”，将养老问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范畴，以保险的形式解决并确保财源的稳定。
我国的情况基本上与日本如出一辙。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冲击了原有的“养儿防老”传统，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但是，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却相对滞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不全，这才出现了目前的养老危机：家庭养不了，制度没保障。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敬父母，天经地义。但在现代社会中，养老问题终究要靠制度来保障，而不能完全系于子女存乎一心的道德法则，完善社保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孝道”。
陈志武观点/养儿防老不道德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选自《金融的逻辑》序言）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选自《金融的逻辑》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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